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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中美贸易战后你无法想象的

归档日期:08-22       文本归类:国防力量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华泰证券评论区,股民骂得最凶,从骂guojia,到骂领导,到骂diema,到zhengzi,无论什么情况,让我感叹,真是和日本没得比。人性阴暗的一面和贪婪尽情的演绎。你们怎么看待...

  华泰证券评论区,股民骂得最凶,从骂guojia ,到骂领导,到骂diema,到zhengzi,无论什么情况,让我感叹,真是和日本没得比。人性阴暗的一面和贪婪尽情的演绎。你们怎么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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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所有人都认为贸易战会告一段落,美国人占了不少便宜不会持续损人不利己的时候,特朗普在白宫又签署了对中国约500亿美元高科技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的决定,并提出了视中国态度保留追加对4000亿美元货物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威胁措施。

  这次不仅是出尔反尔的点穴中国经济,美国对欧洲盟友和跟班小弟日本、韩国的全面贸易制裁扫射,也是让很多常年研究美国政策的智囊们大感意外。美国已经不要脸了吗?“疯子”特朗普的政策底牌到底是什么?

  错综复杂的国际问题如果真要从本质上看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捍卫“美国利益”。那么让美国表现的如此焦虑,不惜撒泼耍赖在全球各地煽风点火要去捍卫的现阶段国家利益又是什么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站在宏观的角度帮美国人做下解剖。美国的国债总额在今年年底将达到22万亿美元,占该国GDP比例将超过110%。如此大规模的QE已经提前透支了美元信用,让靠美元印钞机偿还巨额债务的方式开始失灵,高估值的美元资产泡沫有被刺破的风险。

  为了缓解债务危机,一方面要逼迫主要经济体继续增持美元国债,稳定美元信用。另外还需要加速企业投资和国际贸易美元的回流来为美国债务危机输血。顺便在制造一场通胀和货币贬值来逐步稀释债务。要完美的实现上述两个目的,只有一种方式可以解决,那就是制造全球性的政治与经济危机,驱赶全球美元资产回笼避险。美国还同步推出加息政策,扯开了迎接海外美元回流的口袋。

  对于制造危机而言,战争无疑是最有效的手段,不过今天深陷债务危机的美国已没有钱再打一场像模像样的局部战争。当你知道美国为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总共花费了超过6万亿美元后,也就能理解美国从军事上在东亚全面撤往第二岛链,在中东叙利亚战场扣扣索索让盟友冲在前面的原因了。特朗普是个商人,他比纯粹的政客们更会算经济账,也更果断。

  当美国面临主要竞争对手和平崛起,军事优势在未来十五年内可能会全面失势,又没有钱通过战争直接搅乱对方战略安全环境的情况下,以军事威慑为后盾的贸易碰瓷战,成为了特朗普政府为数不多的搅乱全球安全局势,缓解债务危机,维持世界警察身份的低成本选项。

  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自2011年开始,全球人均GDP已经连续6年超过1万美元,这是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后艰辛发展的成果。当经济的发展首次超过人口的增长趋势,也标志着人类文明将进入重大转型期,那就是发达地球的来临。

  信息时代的快速流通与充裕的资本一方面在加速全球化的深度,另一方面也在加速抹平全球不均衡发展下的洼地市场。由消费市场驱动的商品经济已呈现过剩之势,特别是在中国的人均GDP即将破万美元之际,全球经济最后一个高速运转的引擎也开始转档降速趋向平稳。

  消费市场在进入阶段性饱和后,产能过剩和大量游资的集聚正在让全球经济脱实向虚,经济的增长高度依赖金融杠杆,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都在通过信贷维持,不同的是各地居民对信贷用途有不同的偏好。

  作为当今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已习惯躺着解决问题,一缺钱就开动印钞机的美国,负债已高达70万亿美元(美国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的“将来支出扣除将来收入后的总现值为”-49万亿美元,再加上21万亿美元国债)。这几乎接近当前全世界的GDP总量。独立经济学家Michael Snyder近期撰文警告称,美国目前的负债正处于令人难以置信的水平,而且债务仍以指数级的速度飙升。

  当然,有这么败家的政府,美国人民也不是省油的灯。Michael Snyder预计,除去抵押贷款债务,到今年年底,美国消费债务预计将达到4万亿美元。美国贷款比较网站LendingTree通过分析了美联储关于信用卡、汽车、个人和学生贷款等非抵押贷款的数据,结果显示,美国人每年收入的26 %以上都要偿还这笔债务。

  Gold Telegraph的分析师汤姆-路易斯(Tom Lewis)也有类似的担忧和警告,由于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美国消费者开始疯狂购车,截止目前,已经有超过1.1万亿美元的汽车贷款尚未偿还。而随着利率上升,消费者发现偿还旧贷款变得更加困难,此外,新贷款的数量则大幅下降。

  今年第一季度,美国最大100家银行以外的商业银行信用卡贷款余额拖欠率飙升至5.9 %,美国规模较小的4,788家银行也是如此,这甚至超过了金融危机期间的峰值。此外,这些银行的信用卡注销率飙升至8 %。

  与之相比,更值得关注的是学生贷款泡沫的成倍增长。美联储( Federal Reserve )数据显示,2018年第一季度,美国未偿学生债务首次达到1.5万亿美元。美国 “青年无敌”( Young invincivers )的青年维权组织近期发布的一份分析2016年美联储数据的报告显示,25至34岁的美国人拥有大学学历和学生债务,其净资产中位数为负1900美元,这比2013年下降了9,000美元。

  如今,美国家庭平均负债近14万美元,是平均家庭收入的两倍多。如果再把每个家庭在公司债务、地方政府债务、州政府债务和联邦政府债务中所占的份额包括在内,这个数字就会高出许多倍。

  地产商特朗普在任内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债务问题,他能做的只是力求缓解,至少不能在他任内迎接债务“清算日”,成为写进美国历史的罪人。

  摩根士丹利首席宏观策略分析师RuchirSharma专题研究发现,如果一国非金融私人部门债务与GDP的比值在五年之内增幅超过40%,那么这个国家在接下来的五年中将会有很大的可能性陷入危机。日本在私人非金融部门负债占GDP的比值超过200%的时候爆发了1990年平成危机;西班牙在超过200%的时候房地产泡沫崩盘;美国在达到170%的时候就爆发了次贷危机。从2009年至今,中国企业和家庭部门债务与GDP的比值增长了90%,目前已越过了200%的警戒线。

  预警债务危机的另一个指标是企业和家庭部门债务与GDP比值的缺口(Credit-to-GDPGap),即这一比值与历史趋势线的偏离度。当偏离度超过10%时,一般认为进入风险区域。历史上,日本、西班牙和美国在偏离度达到24%、44%和12%时无一例外地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我国私人部门债务-GDP偏离度在2011年首次突破10%后,目前已逾越30%的水平,达到了通常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的临界点。

  按照传统预警指标分析,中国债务问题早已进入高风险区域,但并未迎来“明斯基时刻(MinskyMonement)”,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要知道,中国居民储蓄率保持在30%左右,仍然在全球领先,只要居民部门的超额储蓄继续为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存量债务和新增债务融资,债务问题就很难演变为系统性的危机,但会表现为内需不足、通缩风险上升,因为债务的本质是对未来消费的透支。

  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重点实验室的测算显示,在2000-2015年期间,中国政府拥有的资产净值显著上升,从16.5万亿元上升到102.9万亿元,这些资产主要由外汇储备、黄金等贵金属储备,以及在全球主要资本市场上市的中国企业股份等高流动性资产构成。这意味着目前来看,政府仍有较强的应对债务风险的能力。

  由于中国的债务主要为内部债务,再加上居民高储蓄率、政府部门高净资产、长期经常账户盈余以及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支撑,再加上中央银行具有充足的流动性调控工具,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发生系统性债务危机的概率极低。

  不过随着信用扩张,信用资金的边际投资效率将会递减。2007年时,1.5个单位的新增债务就可以拉动1个单位的名义GDP;而到2016年,6.5个单位的新增债务才能拉动1个单位的名义GDP。这将导致债务存量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新增信贷用于还债,其结局是迎来被动的去杠杆和信用收缩。所以,中国经济迟早要经历一个去杠杆的过程。

  其它发达经济体而言,在经历了英国脱欧、难民危机等多重考验后,欧盟去年的GDP增长达到了2.5%,增速创十年来新高。但是欧盟一体化所面临的市场失灵、治理体制不完善、社会认同缺失三大顽疾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并有加重趋势,欧盟GDP的回光返照不具备可持续性的底蕴。日本至今仍未完全走出平成危机的阴影,去年GDP的增长已不足中国的40%。

  第三次工业革命尾期,“发达地球”所对应的饱和市场已经不足以支撑全球主要经济体继续保持GDP较高速度的增长来化解自身的债务危机。在一场全球去杠杆的竞赛中,最终还是需要有人来“买单”。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里,基于蒸汽机、电力等单一技术突破性应用所造就的广泛同质化竞争,最终走向了极端。两次世界大战进行了全球债务的转移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大量军事科技的应用和集约生产力的建设又客观上助推了新工业革命的到来。第三次工业革命多维技术的复合应用,强化了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互补性,相互之间的关系变得密不可分。以大规模战争手段来化解债务危机,强行迭代的可能性非常小。接下来,就看谁更能熬了。

  当我们为国家在改革开放后短短三十多年时间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感到自豪时,中美贸易战下的中兴事件又给大家泼了一盆不大不小的冷水。我们造出了自己的隐形战机、航母,由几十颗卫星组成的北斗全球定位系统已投入运营,未来还将拥有全球唯一的空间站,怎么在一款消费级的芯片上就能被美国捏住脖子?

  这其实是由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角色和中国经济对速度的渴求所决定的。作为一个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拥有广泛人口红利的大陆型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吸引外资、来料加工起家,逐步发展成为无所不造的世界工厂,一直扮演的是产业链中下游的角色。

  前三十年,在全球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里,我们的经济一直在通过追求量变来恶补近百年的亏欠。来自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的数据显示,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举的全部41个工业大类,191个种类和525个小类的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全球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我们在生铁、煤炭、粗钢、电解铝、水泥、化纤、平板玻璃等这些基础生产资料的产量上不是远超全球其他国家年产量的总和,就是与全球其他国家的产量之和基本持平。就连黄金的年产量也出乎意料的是全球第一。在造船等重工业领域,中国也成功挤掉了日本与韩国成为全球第一。彩电、冰箱、空调、手机、摩托车等家电消费产品的年产量同样成功挤掉了欧洲列强,位居全球第一。

  按理说,中国制造所处的中下游环节并没有足够的利润空间和技术储备支持进行产品自主研发。欧洲和美国人在投资设厂、合资办厂时也是这么想的。他们仍沉浸于中国在近代史中的腐朽形象,却忽略了早在公元前507年中国就诞生了工匠大师鲁班;公元前476年,我们就有了自己伟大的科学家、军事家墨子,工匠精神早已根植于东方文明的精髓中。

  神秘的东方力量:勤奋、忍耐、聪慧,硬生生的将西方人眼中的苦活、脏活、低附加值的工作变成了机会。西方人眼里,中国人最擅长的是把一行业做到不挣钱。

  是的,在别人的游戏规则里,又不掌握核心技术,更没有产业链的话语权,主要靠出卖苦力和手艺来赚加工费,我们的竞争力就是“不挣钱”,通过性价比赶走主要竞争对手后,再通过量来弥补利润的不足。这一策略,让我们成为了全球第一大出口国,贸易顺差积攒了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尾期,现有形态商品市场趋于饱和的情况下,全球进入到了经济增长的瓶颈期。在低附加值市场靠量取胜的模式已走到了尽头。但是在追求速度的猛烈惯性中突然要急刹车谈何容易。

  武汉大学2015年曾有份研究报告称,我国制造业产出全球第一,整体竞争力却只能排在第13位,仅高于泰国和印度。《2016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为15676.7亿元,仅此美国。而国家创新指数只位于全球第17位。

  国家不可谓不重视创新,“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互联网+”战略的提出期望全面释放产业创新的活力,如火如荼的创业运动背后,我们鲜见有在技术和产品领域独步全球的公司,更多的是服务形态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很多所谓创新产业仍是对传统存量市场的直接替代,并没有建立新的增量市场引擎。

  来看下我们最具代表性科技公司在研发领域的表现,阿里巴巴作为国内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2017年财年的研发投入位居BAT之首,达到170亿元人民币。阿里成立的达摩院号称未来三年要投入千亿用于研发。

  与阿里算同行的美国亚马逊仅2017财年的研发投入就高达226亿美元(约合1462亿人民币),位居全球科技公司第一。

  亚马逊CEO贝索斯自身就是个科技发烧友,也是最权威的产品经理。亚马逊旗下知名的Lab126黑科技实验室进行着各类看似与主营业务并不直接关联的软硬件产品试验,却正在不断帮助亚马逊拓展业务边界,创造新的消费场景和消费品类。比如手机+移动互联网入口之后,由智能音箱+人工智能语音交互所构建的智能家居入口正是出自Lab126。新消费市场的开创也帮助贝索斯问鼎全球首富地位。

  中美科技巨头在研发领域的投入结构鲜活的反应了中美在消费市场创新力的真实差距。这个差距的背后除了多年形成的“西方人思考,中国人实现”的产业分工外,更有文化理念,商业精英们对于生活和财富的态度,不同发展阶段的差距。

  当我们用“不赚钱”和“大批量”将整个西方从中低端制造业清场,然后仍以逆向工程和红海竞争的思维向产业链条上游迈进时,这无疑是将西方逼到了墙角,必然会遭到强烈的狙击。一个成功品类的开创背后是几十、上百个产品的失败和无数次产品体验优化迭代。高额研发投入的背后,我们也要逐步理解西方对于知识产权的情结,和以知识产权为最后护盾的道德制高点心态。

  中国短短三十多年时间所取得的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我们不能对老一辈企业家们苛求更多。为了追求规模和速度,他们在其他所有领域包括个人生活上都做出了太多牺牲。在创造力领域的弥补上,需要由更具个性,更关注生活品质,在中产阶级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来接棒。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到今天,社会的主要矛盾已发生改变。十九大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到2020年,我们就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体人民都将实现相对充裕的物质生活保障。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既反映了主要矛盾的改变,更透露了产业升级和突破的方向。我相信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对于“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都会有自己期望的版本。

  过去三十年,在面对物质财富有和没有,多与少的问题时,我们可以通过速度和规模有效的去解决。未来三十年,好与更好的问题将不再局限于物质财富,人们内心的广泛诉求,和围绕心理诉求所链接的场景体验不断升级将会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王振耀教授对此的解释是:“过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价值决定社会价值。未来社会的发展将更多体现人文关怀,社会价值会逐步决定经济价值。”

  那么社会价值具体会表现在那些方面呢?它将主要体现在提升人们内心幸福感的健康生活方式、食品安全、公共环境保护、先进便捷的医疗条件、更人性化的教育、养老服务、旅游休闲等社会公共服务与场景领域。

  以大数据、量子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会在更大范围内将人类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并大幅提高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社会个体的物质充裕度,自由度和在思想层面的追求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工业4.0所追求的高度自动化和对人工的替代,如果走向成熟将会大幅缩小全球制造业分布不均衡的差距,以及对人口红利依赖。全球产业制高点的竞争将会集中到通过创新不断提升生活场景体验,以智慧系统的建设为代表给社会公共服务赋能上。

  也就是说,第四次工业革命如果向深度演进,中国的制造业和人口红利两大优势都将会被逐步稀释。除了神秘的东方力量,我们该如何挺进欧美竭力阻挡的核心领域呢?

  在国家创新层面,我们有制度优势,集中力量,集约式创新,快速追赶,甚至像高铁一样弯道超车。这些主要体现在大国重器和行业性的应用,在国民经济中起着骨干支撑作用,多数由政府买单。

  在消费者应用层面,更多体现的是对人性的理解,对个体的尊重,对文化的运用程度和对趋势的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尾期,过剩的商品经济正在自然放慢我们的脚步。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入列全球500强,中国企业家们不停的出现在福布斯全球富豪榜单时,我们需要在不可持续的增长和模式中重新审视财富的价值与意义。

  2016年,中国生产和销售了全球超过50%的智能手机,利润却不到5%。苹果公司一家就拿走了全球智能手机市场79.2%的利润。比亚迪早在2001年就开始批量生产电动汽车并获得巴菲特的投资,而真正让电动车成为全球潮流的却是2008年才开始出售的特斯拉,售价高出国产电动汽车数倍。

  按照我们的商业逻辑,我想很多企业家到今天也很难理解电动车做的好好的马斯克,为什么要投入巨资冒很大风险去研发时速达1500公里的超级高铁,这些产品的研发周期至少跨越10年还不一定成功。钢铁侠还“作死”的投入巨资研究SpaceX可回收式火箭,去与美国体制陈旧的宇航局争抢政府和军方的卫星发射订单。即使在今年特斯拉深陷财务危机的时刻,马斯克也要用SpaceX把特斯拉发射到太空的科技方式来向外界宣誓自己的梦想。

  当我们的电商企业这些年在为618、双11购物节捉对厮杀,为冲销量大打价格战时,马老师、东哥等估计也没心思关注美国的同行亚马逊在连年亏损的情况下,悄无声息的大力布局云服务,在硬件上持续投入巨资进行探索,在人工智能领域研发出一系列看似不相关的语音智能产品,结果冷不丁又开创了智能家居的风口,实现了电商到家庭的矩阵联合,登顶全球首富的宝座。如果不是财报披露,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不会认为一个电商企业的研发投入超过了全球所有科技巨头。

  烧钱并不是值得称道的本事,与国内部分知名VC们不是All-in热闹的模式大战,就是All-in区块链ICO的态度相反,美国的资本结构里为什么会有一批这么庞大体量的资本,不计回报的为真正拥有卓越梦想的企业家持续买单?为什么欧美的科技巨子们都对产品有着超乎寻常的热爱,对生活和人性有着更深刻的理解,都异常执着于不断创新游戏规则,不断的去改变世界呢?

  这背后是被国内商业社会普遍忽略的慈善力量。我们知道霸占全球首富多年的比尔盖茨早在2000年就创立了全球最大的私人慈善基金会——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来帮助所有人来享受健康而高效的生活”。却很少有人知道全球最大的家居产品零售商IKEA,同样是慈善基金会旗下的企业。在国内年轻人当中耳熟能详的嘉士伯啤酒,“世界汽车业英特尔”德国博世集团等都是慈善基金会所属的企业。全球80后科技代表,扎克伯格夫妇也宣布将所持有的99%的Facebook股份捐给由妻子创立的慈善基金会。

  欧美的企业热衷于慈善捐助除了政府在税收政策方面的鼓励,可以进行合理的避税外,还有一系列重要的原因。首先是财富的合理传承。基金具有的法人地位,它不受存续时间限制,可以永续存在。同时基金会让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能有效分散企业内部各机构之间的权利,避免了此后继承人因为利益不断产生新的纠纷。

  其次是能较好的平衡企业短期与长期经营决策问题,可以使企业的决策者更加注重企业的长久发展,不受家族成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影响。而家族成员通过持有企业股权以及作为信托受益人的方式,也可以共享企业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分成。

  与此同时,企业慈善基金会或者慈善信托还是企业价值观与精神的捍卫者,成为企业在变幻莫测的市场环境中,不断修正自己保持航向的有效平衡力量。企业基金会往往也是企业除经营之外与价值使命有关的科研活动,创新,文化与艺术研究的重要资金来源。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基金会在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帮扶等慈善领域的持续投入,正在协助政府完善公共职能,增强解决问题的力量。基金会成立的使命和慈善捐助,也帮助财富拥有者们培养了更平衡的财富观念,通过回馈社会,关注民生,在不断解决社会痛点的过程中,完善自己的人格,进而从关注自己的命运上升到关注全人类的命运。

  中西方的文化基因不同,未来关于慈善的组织形式和实施方式也不可能全然相同。当我们从快速的商业模式迭代、体量积累和追求财富成长速度的焦虑中,逐步放慢脚步时,慈善在我们商业社会中普及的过程,就是财富拥有者们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它将引导社会富裕资源回归人文本身,专注于去解决社会性问题。

  慈善的普及也有利于建立广泛的社会共识,优化社会资本结构,从解决过去的问题,到思考未来的问题,从尊重事物运行的规律中,真正形成思考民族与人类命运的原创力。

  善经济将是中国经济在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构建人文价值和原创竞争力的关键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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